山西从我眼前流过

　　像我们这样窝在一辆大轿车里，尘土飞扬之间妄想用一天的功夫把山西游遍，是那种急匆匆走马观花式的“下等游客”。
　　我多想在山西那些高墙深宅的院落旁多停留几天啊！坐下来发呆，找个路旁的小吃店喝两盅小酒，翻翻古旧的书页，看看夕阳，好让心情慢慢地慢慢地最后咕咚一声落入闲适中。平遥一定能给我这种感觉。可惜，我在平遥城里只坐了一碗“罐焖牛肉面”的功夫，就被电话催促着离开了。
　　据说平遥古城的布局像“乌龟”，它是我国境内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县城。登上城墙，顺着导游的点指望去，什么也看不明白，城中有名的双林寺、镇国寺都埋在屋檐的重重叠叠里。
　　平遥的儒家气味极重。无论是城中的群体建筑，还是具体到小小的四合院，汉人“天人合一”的“礼”序思想都在建筑上得以表现，用那些套话说就是“五方四象、突出中心，强化中轴，面南为尊”等。实际上，这种中规中矩、等级分明的布局有怎样的意味，我不但没兴趣，还有一点点莫名的怕。我想做的就是走在大街上，亲近一家又一家的民居、店铺，细细观察门的颜色和门楼上精巧的雕花，找话茬和现在的居民聊聊天。就这些。
　　其实，哪里是平遥的“儒味”重，整个晋商时代的山西都冒着“儒味”，商人经商做生意因循的是儒家教化的仁义礼智信的经商之道，财主家森然的大院则讲求主次分明对称严谨的作风。
　　山西过去多大财主，多大院。我这次去山西除了看平遥城“日升昌票号房”，还去了祁县的“渠家”、“乔家”和太谷县的“曹家”大院，共四家。据介绍，中国清朝期间排位前十几名的百万富翁都是山西的，这些富翁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整个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按照这个意思猜想，山西过去建造过多少大院，又在倏忽间消失了多少这样的大院，无从追寻。
　　那座因为拍《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出名的“乔家在中堂”，原本一年的门票不到八千，乔家精雕细刻几代修成的大院曾一度人去楼空，成为当今时代没人注意的摆设。
　　我们慕名来的时候，乔家大院门票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了3000万，一片红火的景象。乔家应该说也是晋商的典型代表之一。他家先祖最早在包头打工，靠做小本买卖、倒腾一些土特产之类的发迹，后来，做起了大钱桩，开起了茶叶连锁店，大约也属于那种暴发户的类型。可当我在乔家大院的展览中，发现第六代兄弟20人中的学历竟然如此高的时候，觉得不敢轻易嘲笑人家。这20位兄弟中，11名大学生，获博士学位2人，硕士1人，多人从事教授、翻译、工程设计等，这些乔家后人很多活着，活得也很有尊严。
　　民间有俗语：“富不过三代”。但是，山西名噪一时的晋商像乔家这样把产业积得很大，把子孙培养得很能行的人家却大有人在。很多票号、商行都是由于抗战或者建国后建立公有制等很多历史原因消失的，而绝对不是主要因为人的因素。
　　乔家称得上是儒商。他们做生意讲信誉、重实效、善用人才，还讲究和气生财、勤俭持家、善待邻里乡亲、有求必应、认为吃亏就是占便宜。此外，乔家的家规甚是严厉。家规共有六条：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乔家在家族中选定的继承人，就是恪守着这些经营之道和极端严厉的家法，把一个在全国拥有几百家分店的大产业有条不紊地做下去。
　　由此看来，乔家大院里绝对不会出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妻妾成群的样子，更不会把丫环雁儿给活活冻死。同样，他们在外面的生意场上想必也不会干猪肉注水、缺斤短两、诈钱就走的勾当。
　　也正是由于乔家如此，一个很戏剧的事情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时。当时，乔家的房子分给了当地的农民，可农民们不去住，都说乔家是好人，不能去住人家的房子。
　　很多事情都像水一样流过了。我一边津津有味地听这些故事，一面又很生硬地理解着院墙上的梅兰菊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很遥远。
　　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善于一下子就爱上些什么，如眼下这一群群的院落。我和同去的人是不是都需要尽快地回到城市里去，我不知道。北京高楼林立的大街也许更适合我们，那些建筑粗糙又通俗，可更舒适些。
　　唉，多想在山西那些高墙深宅的院落旁多停留几天啊！说这话的时候，山西的确像水从我眼前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