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院长：我想最主要可能咱们有些同志，有些医院怕职业暴露，引起院内感染，医生被感染，引起一些麻烦，可能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医院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潘院长还向我们举了太原市一家传染病医院的例子。这家医院曾经接收过一名艾滋病人住院，结果整个住院楼的其他病人全都要求出院。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这家医院最终只好把这名艾滋病人转到了外地的医院。那么对于并不是专业传染病医院的运城市中心医院来说，他们难道就没有这些担心吗？
潘院长：担心过，因为是担心，才和妇产科在一块说，做这个手术哪些大夫做，所谓治疗这种病人要暴露，医生跟病人做手术手弄破了，他是血液传播，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必须要技术非常精湛的大夫，不会出任何差错的大夫。”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李大姐来说，她的求医之路，最后的结果还是幸运的，运城市中心医院最终同意给她实施手术。然而，我们的记者在山西省临汾、运城等地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事实上，并不是只有李大姐一个人求医难，很多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求医之路都是一波三折。
其实我们国家对艾滋病还实行了其他的一些关爱措施，其中像“四免一关怀”，免费服用抗病毒药物、免费咨询和免费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等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来说，他们仍然承受着社会歧视带来的压力，有时候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艾滋病带给他们的影响。
社会歧视
小丁，今年只有25岁。18岁那年，他因为一次手术输血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毒。2004年，小丁患上了肺结核，先后辗转省内的太原、运城等地的四家医院求医，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被拒之门外。
艾滋病患者：你去医院，别人一看你的化验单，他都不接受你。院长就说，这医院我要是接受了你，他就没法在那干了。”
医院不接收，小丁只能又回到了家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到2005年1月，小丁的病情继续恶化，胸部以近出现了大面积的脓肿。
小丁：那时候已经，人身上就剩四个免疫力细胞了，已经没精神，来的时候，到9号门口，人已经不行了，睡到这儿就不行了，人已经到了昏迷状态了。”
已经奄奄一息的小丁最终被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接收，并进行了抗病毒和抗机会性感染的治疗，目前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并有所缓解。而在采访过程中，来自运城的艾滋病人老张告诉我们，别说像小丁这么重的病，在他们村里，就连治疗一次小小的感冒，对自己来说都是个很大的难题。
记者：你平常要是有个感冒怎么办？
艾滋病人老张：得了这病以后，自己去买药，村里也没有人给你看病。
记者：村里人不跟你看？你找他怎么说？
老张：跟你看了病，别人就不找他看病，自己买一些液体给我输液。
记者：那你怎么输？
老张：自己扎，药液配上，自己扎。
同样为了每一次小小的感冒而发愁的，还有运城市的艾滋病人老王。
老王：在我们村里，可以说到后来人家都不愿意给我扎针、输液。
记者：那你平常生病了怎么办？
老王：村里有个老大夫，岁数大了，一直是他扎针，扎针吧，危险性大一点，就是跟人家出点钱。扎一针给人家5块钱。一般的普通的扎针是多少钱？2块钱。也就是说你每扎一针要多出3块钱？是的。
而在运城市的艾滋病高发区----闻喜县采访时，艾滋病患者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担心。
艾滋病患者：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撞伤了，需要手术到地方医院他不跟你做，他说因为你有这个病，把你转到传染病医院去了，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传染病医院专对传染病的，没有这个手术条件。”
在山西省运城、临汾两地，记者先后走访了十余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的被访者在治疗感冒、外伤或其它非艾滋病引发伤病的过程中，曾经有过被医生或医院拒收的遭遇。
对于艾滋病人在求医过程中的这些遭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已有10年时间的山西省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乔晓春也深有感触。她认为拒收艾滋病人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艾滋病缺乏正确的认识。
山西省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乔晓春：我觉得在工作中感受到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社会上对爱滋病、爱滋病人或者感染者的这种歧视，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别说我们广大老百姓在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好多医务人员对这个都没有客观的认识，都在歧视。所以我们每次给他们讲，我觉得好多医院，歧视首先来自医疗部门的医生和护士。
乔晓春还表示，医院拒收的做法是违反国家规定的。根据我国《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见》的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该和正常人享受一样的权利。
乔晓春：他有他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包括医疗的权利。那么如果这种病人，他正常的手术不能做，那你就剥夺了他医疗权利。
既然艾滋病人享有这些权利，那么当医院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艾滋病人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医院是否应该对拒绝接收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呢？面对这些问题，乔晓春也显得无可奈何。
潘院长还向我们举了太原市一家传染病医院的例子。这家医院曾经接收过一名艾滋病人住院，结果整个住院楼的其他病人全都要求出院。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这家医院最终只好把这名艾滋病人转到了外地的医院。那么对于并不是专业传染病医院的运城市中心医院来说，他们难道就没有这些担心吗？
潘院长：担心过，因为是担心，才和妇产科在一块说，做这个手术哪些大夫做，所谓治疗这种病人要暴露，医生跟病人做手术手弄破了，他是血液传播，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必须要技术非常精湛的大夫，不会出任何差错的大夫。”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李大姐来说，她的求医之路，最后的结果还是幸运的，运城市中心医院最终同意给她实施手术。然而，我们的记者在山西省临汾、运城等地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事实上，并不是只有李大姐一个人求医难，很多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求医之路都是一波三折。
其实我们国家对艾滋病还实行了其他的一些关爱措施，其中像“四免一关怀”，免费服用抗病毒药物、免费咨询和免费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等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来说，他们仍然承受着社会歧视带来的压力，有时候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艾滋病带给他们的影响。
社会歧视
小丁，今年只有25岁。18岁那年，他因为一次手术输血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毒。2004年，小丁患上了肺结核，先后辗转省内的太原、运城等地的四家医院求医，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被拒之门外。
艾滋病患者：你去医院，别人一看你的化验单，他都不接受你。院长就说，这医院我要是接受了你，他就没法在那干了。”
医院不接收，小丁只能又回到了家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到2005年1月，小丁的病情继续恶化，胸部以近出现了大面积的脓肿。
小丁：那时候已经，人身上就剩四个免疫力细胞了，已经没精神，来的时候，到9号门口，人已经不行了，睡到这儿就不行了，人已经到了昏迷状态了。”
已经奄奄一息的小丁最终被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接收，并进行了抗病毒和抗机会性感染的治疗，目前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并有所缓解。而在采访过程中，来自运城的艾滋病人老张告诉我们，别说像小丁这么重的病，在他们村里，就连治疗一次小小的感冒，对自己来说都是个很大的难题。
记者：你平常要是有个感冒怎么办？
艾滋病人老张：得了这病以后，自己去买药，村里也没有人给你看病。
记者：村里人不跟你看？你找他怎么说？
老张：跟你看了病，别人就不找他看病，自己买一些液体给我输液。
记者：那你怎么输？
老张：自己扎，药液配上，自己扎。
同样为了每一次小小的感冒而发愁的，还有运城市的艾滋病人老王。
老王：在我们村里，可以说到后来人家都不愿意给我扎针、输液。
记者：那你平常生病了怎么办？
老王：村里有个老大夫，岁数大了，一直是他扎针，扎针吧，危险性大一点，就是跟人家出点钱。扎一针给人家5块钱。一般的普通的扎针是多少钱？2块钱。也就是说你每扎一针要多出3块钱？是的。
而在运城市的艾滋病高发区----闻喜县采访时，艾滋病患者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担心。
艾滋病患者：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撞伤了，需要手术到地方医院他不跟你做，他说因为你有这个病，把你转到传染病医院去了，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传染病医院专对传染病的，没有这个手术条件。”
在山西省运城、临汾两地，记者先后走访了十余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的被访者在治疗感冒、外伤或其它非艾滋病引发伤病的过程中，曾经有过被医生或医院拒收的遭遇。
对于艾滋病人在求医过程中的这些遭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已有10年时间的山西省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乔晓春也深有感触。她认为拒收艾滋病人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艾滋病缺乏正确的认识。
山西省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乔晓春：我觉得在工作中感受到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社会上对爱滋病、爱滋病人或者感染者的这种歧视，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别说我们广大老百姓在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好多医务人员对这个都没有客观的认识，都在歧视。所以我们每次给他们讲，我觉得好多医院，歧视首先来自医疗部门的医生和护士。
乔晓春还表示，医院拒收的做法是违反国家规定的。根据我国《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见》的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该和正常人享受一样的权利。
乔晓春：他有他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包括医疗的权利。那么如果这种病人，他正常的手术不能做，那你就剥夺了他医疗权利。
既然艾滋病人享有这些权利，那么当医院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艾滋病人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医院是否应该对拒绝接收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呢？面对这些问题，乔晓春也显得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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