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需要治疗吗

    婚姻问题专家认为：不仅问题婚姻、不健康婚姻、病态婚姻需要治疗，而且多数婚姻都需要辅导。心理咨询师认为，他们遇到最多的和最复杂的问题是婚姻问题。心理医生认为，不健康心理会影响婚姻，不健康的婚姻也会引发心理障碍。按这些专业人士的经验和观点，婚姻是需要治疗的，也是可以治疗的。除了这些专业人士从临床实践的视角或具体案例的角度提出的看法，其实治疗婚姻无法离开宏观的视角，例如社会大变动中如何应对婚姻观念的变化，离婚理念的变化；如何看待相关研究的新发现等等。所以，治疗婚姻应该包括宏观的思考与微观的或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指导。

　　婚姻是人类特有的生物-社会现象，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相结合的产物。婚姻是承载人类生存繁茂的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婚姻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或者说婚姻是有寿命的。如果婚姻的一方自然死亡，他们婚姻的自然寿命也就终结了；由婚姻的一方或双方提出分手并最终离婚，可以认为这是婚姻的社会性解体或终结。还有经过分居、遗弃、失踪最后通过法律程序宣告婚姻无效也是婚姻的解体。治疗婚姻主要解决的是婚姻社会属性方面的问题，主要目标是尽量减少社会性解体和提高婚姻质量；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社会和谐的需要。治疗婚姻的目标是促成婚姻的和谐与稳定，提高婚姻的质量和当事人的满意度与幸福感。

　　早在1940年前后，有位英国医生已经涉及婚姻治疗了，到20世纪70年代婚姻治疗逐渐兴起。大约1985年美国的两位心理学家出版了《临床婚姻心理治疗指南》。由于临床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到了现在，婚姻的治疗已经日臻完善，在咨询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学里是正在迅速膨胀的部分。知识和经验的逐渐成熟，技术的日趋完善，为治疗婚姻提供了一个基础性保证，或者说这是治疗婚姻的保障性理由。

　　人们都说婚姻以爱情为基础，而婚姻是一种文化，任何人，从婴幼儿到学龄前，到成人，到耄耋之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生活在婚姻生活之中。或许正是婚姻承载的家庭和社会负荷太多、太重，婚姻需要精心养护、爱情需要用心经营。十分遗憾的是，社会上有一种压倒性的倾向，即许多人都以为，结婚了就万事大吉了，缺乏养护婚姻和经营爱情的心理准备，更不用说实际行动了。所以，有的心理咨询机构的服务对象中，婚恋和家庭矛盾等问题占近80％，其中50％是婚恋问题。可见，矫正这种社会性忽视以及学会养护婚姻和经营爱情是治疗婚姻的惯常性理由。

　　前不久，上海出现了让心碎者不再孤独的“离婚俱乐部”；上海有公司推出了“温馨离婚”服务；大连有了治疗婚姻的公司；最近治疗婚姻的专业队伍里又多了一个新的职业“婚姻家庭指导师”。如此等等，是实际需要催生了这些“新生事物”，这是一类促发性理由。

　　有位作者对变化中的中国做了这样的描述：“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剧烈变革，激烈竞争；信息爆炸，高频节奏；过度包装，媒体炒作；多元世界，充满诱惑。许多人感到，现在似乎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空之中。”社会环境的种种变化和大家能普遍感受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冲击着婚姻的方方面面，既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婚姻行为，还催生了不少新观点。例如，有学者提出：“婚姻的出路在哪里？”还提出“闪婚”符合人性，认为现代社会婚姻已经变成一种很个人的行为，出现闪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婚姻性质的改变，传统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现在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结合，不要求建立终生关系。甚至认为都市白领经济的独立,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买什么东西全凭个人喜好，婚姻也如此。应该说香港的白领比大陆的还要多，而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学者则认为：闪婚是非常冒险和不成熟的做法。这位学者指出，婚姻是一张法律合约，而不是感情的指针，是法律的承担，不是儿戏的，不应用一股意气或者贪玩心态去对待婚姻大事，否则到发生问题时，将承担不起，勾起很大的情绪和自我失控，制造失败感。有很多人不知道原来承受不起失婚的创伤，结果引起很大的心理问题，造成否定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快结快离”的“闪婚”应该是一类需要接受治疗的问题婚姻。因为虽说婚姻是个人的事，但决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也不只是两个家庭的事，还是社会的事，不管社会如何变，只要谈婚论嫁，都将无法绕开这些“事”，而这些事哪一个也无法根本改变婚姻的基本属性。退一万步讲，即便说婚姻是“凭个人喜好买东西”最好也要接受专家的指导。怎样看待“闪婚”等“新观点”是一类挑战性理由。

　　人们普遍关心变动中中国的婚姻现状和趋势。有一项大宗样本的研究结果认为，“平等、互信与和谐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旋律；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不多，婚姻情趣不足，性生活质量不高”，当然，经常吵架、动武、威胁离婚事还是存在。“以爱情为纽带的婚姻不多，婚姻情趣不足，性生活质量不高”，以及“吵架、动武、威胁离婚”等正是婚姻治疗的“适应症”和对象。这是一类顺应需要的促动性理由。

　　由于社会文化的宽容和多元化，婚姻外部的强制性压力（诸如约束个性、压抑人性的政治教条和传统道德的约束）正在减弱，个人私生活开始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分离；婚姻主体的个人选择也更自由、更富有弹性；离婚的政治、社会和心理成本也在不断降低；独身、单亲和再婚家庭已较少受到侧目，无爱婚姻的解除不再艰难，这些对提高婚姻质量有积极意义。但离婚率逐年上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怎样看待离婚？离婚对子女的消极影响是否一定比夫妇冲突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大？要不要把指导健康离婚作为治疗婚姻里的一个内容？这或许属于治疗婚姻的理念性理由。

　　从宏观的视角看，置身大变动中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对待离婚率上升？中国人的婚姻怎样应对“二奶”、“小密”、情人以及一夜情等的冲击？中国人怎样面对“性解放”或“性革命”？直到目前，媒体似乎对婚外恋、“包二奶”、离婚以及继父母遗弃、虐待继子女等更有报导的兴趣，因为公众更专注于那些薄情寡义、不尽义务的缺德事件，例如如果那些资源丰厚或有婚外恋者提出离婚就会被是认为背信弃义、喜新厌旧，让其达到目的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这些说明，媒体与公众似乎更多地习惯于以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为先导，这是文化和伦理的引导，这是需要的，但忽视了心理疏导和法律的制约，这应当属于婚姻治疗的观念性理由。

　　有多项研究者报告认为，现代中国低质量的婚姻只有30%，主旋律是好的；而有研究者说城市人群60%对婚姻失望；有人说60%的婚姻是“凑合型”；又有人说“70％的婚离错了”；等等。从治疗婚姻的宏观判断及微观认识考虑，这些是需要和值得澄清的，可谓治疗婚姻的澄清性理由。

　　有研究发现，男女性观念差别日渐缩小；人们的性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对性生活不再采取避讳的态度，传统的贞操观念正在松动；有研究发现，现代女性排卵期长；社会上有更多患情感饥渴症的人浮出水面；人们希望了解如何判断婚姻能否天长地久；而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女性，找对象却成了“老大难”；有人说网络交流不必担心自己的相貌与声音，网络世界是“从里到外”来了解对方，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可有更多机会去结识适合自己的伴侣，为亲密坦诚的交流提供更好的环境，但最终网络爱情却让许多人失望而归。如此等等，这些是治疗婚姻的激发性理由。

　　宏观的角度看，治疗婚姻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这个工程已经不得不启动，“婚姻家庭指导师”上岗就是一个表征；从微观的角度看，治疗婚姻主要着眼于案例的指导，顺应“市场”的需要，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如雨后春笋，但鱼龙混杂，从业人员和服务机构都有待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