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与社会病有关

　　然而，就像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一样，抑郁症除了人本身的原因外(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与遗传有关)，还与社会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抑郁症患者的发病，与“社会病”有关。

　　近日，记者在一次聚会中，一位朋友告知，由于关系到职位的升迁和薪水的增加，拥有本科文凭的他急需一张硕士文凭。而他因公务缠身，根本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去准备和考试，因此，最近老是失眠，服药也没用。记者善意地提醒他要给自己解压，学会自我放松，否则很有可能患了“传说中”的那个抑郁症。朋友闻之大惊。但一出此言记者便觉后悔，生怕会给这位仁兄再增加“抑郁指数”。

　　目前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狂热的“惟文凭是举”现象。找工作、选拔干部等等都需要文凭。文凭成了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必备条件，但这却是一个误区。文凭只是证明某人在某时受过某种教育，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学历。拥有一张本科文凭，只是漫长的学习生涯的一个点而已。点是代表不了线的。我们在考察某人知识储备时，应该看一条线而不应该看一个点。所以，我们现在的“惟文凭是举”的人才观，的确是埋没了不少人才，也害了不少人。

　　浙江有一位知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相当有才华，而且也是一家省级刊物的编辑部主任。然而有一天，他却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围朋友惋惜不已。他自杀的原因是竟然是由于在参加评高级职称时过不了英语关，最后得了抑郁症而导致。

　　我们反思，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甚至被圈内人誉为中文专家的作家，仅仅为了一个职称的评定，一门在他研究领域根本用不着的语言考试，而夺去了他的生命。除了他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原因外，时下对社会上各种职称的评定制度有必要提出质疑，好像英语就是咱“祖宗爷”一样，任何角色都不能少了它，英语在我们国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语言来用，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为此“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而焦躁不安。

　　记者有次去北京出差，路过一政府部门时，看见门口有一男子穿着邋遢，手拿状纸，口中喊道：×××丧尽天良，天理难容啊！旁边的警察和便衣冷冷盯着那个男子的一举一动。每当一辆豪华轿车从门口经过，他都会跑上去喊“帮帮我”。他觉得坐在高级轿车里的一定是个大官，一定能为他作主。但汽车往往疾驶而过，只对他留下一缕尾气。那男子就一直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的精神显然在某种因素刺激下变得不是那么正常了。男子那种上访无门的绝望、悲愤表情在记者脑子里久久不能散去。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委屈，但却完全可以理解老百姓那种求助无门的心情。

　　时下政府有关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依然存在。老百姓最起码的上访求助渠道因某些人为原因而被堵住，上访制度还没有得到完善。此外，上访人员最起码的人生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被报复、阻扰、打压现象屡见报端。许多老百姓因此而“积郁成疾”。

　　最近几年，关于民工因为讨不到应得的薪水，郁郁寡欢，继而自杀的事也屡有发生。2004年河北省廊坊市拖欠1 0多亿，解决仅300万的现象，使得成百上千的施工者和民工在无望中等待自己的血汗钱，个别民工因为在长达近两年的讨债中陷入绝望而当着当地市委领导的面自杀。

　　但有的人却冷漠地称之为“自杀秀”。是谁让民工的生命贬值了？是民工自己吗？动不动“跳楼”和“自杀”，这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了。可是，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吗？假如失去生命，讨回的那点利益又有什么意义？真担心有一天，当那些人看惯了“跳楼秀”和“自杀秀”的时候，当民工们连一死都不足以起作用的时候，民工兄弟还能拿什么来维权？

　　“社会病”有各种各样，但似乎有一点是较为明显的：社会的不公，是许多人得忧郁症的重要原因。这些不公有：对社会公共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公、分配的不公、就业的不公、受教育的不公、在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不公等等。在这些不公面前，得利益者自然心安理得、快活无比，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大众中，便会有为数不少的人因长期抑郁而生活在地狱之中。此时，他们往往会用自杀来“了却残生”。

　　当然，“社会病”并不是我们独有的。只要有“社会”的存在，便会有“社会病”。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按照一般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的各种矛盾会显得特别尖锐和突出。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处在这一时期的特性，并且运用各种手段，平稳地渡过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现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其意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