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遏制 “过劳死”？

    “过劳死”这个曾经徘徊在日本的幽灵，正在极大地侵蚀着中国经济本就先天发育不足的躯体，虽然目前还没有人具体地计算过‘过劳死’造成的巨大损失，但是，情况的确到了需要引起各方关注的时候了。”宋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随着“过劳死”人数的增加，劳动者渴望受到保护的意识也在逐渐增强。但是，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却使得这种保护难以到位。

　　在曾经“过劳死”多发的日本，“过劳死”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活生生地出现在社会现实生活之中。资料显示，1994年，日本劳动省就已正式把工作过度列为职业灾害，日本官方又在近年把“过劳”正式列为职业病的一种，“过劳死”已写进了日本法律。2002年10月2日，日本广岛高级法院判决川崎制铁公司造成员工“过劳死”案和解，判令川崎制铁公司必须支付1.1350亿日元赔偿金给死者家属。这是继在此之前——2000年6月日本电通公司“过劳死”案败诉后，第二桩企业全面承认错误并达成和解的“过劳死”案件。

　　而在中国，迄今为止，“过劳死”在法律上仍是一片空白。发生于2000年的中国首例“过劳死”索赔诉讼，就因为劳动部门不承认有“过劳死”一说，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败诉。

　　陈杰平说：“超时劳动弊端很多。首先，超时劳动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剥夺，这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早有定论；其次，它还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再次，超时劳动是‘就业杀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边是大量存在加班加点，一边是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而失业。一个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等于占用了两个就业岗位。而创造就业岗位非常不容易，在全球化的今天，就业机会已经成为最为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最后，超时劳动的恣意横行让企业对低廉劳动力成本产生依赖，阻碍企业在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升素质等方面下功夫。”
 
　　“要有效遏制超时劳动，需要我们在完善法制、确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和增强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等诸多方面，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陈杰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上个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杰出人物的英年早逝，让人们关注起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政策：提出带薪休假、给知识分子做健康体检等等。可惜的是，有些政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及时的解读和完整的执行，未能成功阻止“过劳死”的侵袭。

　　一些从业者向《中国经济周刊》反映，要么单位根本就没有人提起过带薪休假制度，或者即使有，他们也不能休。有位王小姐甚至反问记者，像她这样的聘任制员工，能和那些在编的人员一样享受带薪休假吗？

　　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表示，中国企业目前普遍处于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员工的加班现象十分普遍。华为的一位海外工程师就谈到：华为只有靠有价格优势的设备费和较短的工程周期，与爱立信等国际巨头抢市场，这就造成华为人需要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进行周期短、工作量大的艰苦开拓。而在国外，由于产业发展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一些著名的企业都会进行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认证和检查，以便最大程度的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而改变此类现象的出路，决不仅仅在于企业和员工个人的共同努力，如果社会制度不能进一步完善，‘过劳死’的现象就会长期存在,并且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宋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中世纪的欧洲人曾嘲笑流落而来的犹太人：你看啦，犹太人都是懒骨头，搞出一个礼拜天来逃避劳动！而在今天的欧盟国家，周工时越来越短（如法国35小时），所有工厂在下午五六点钟全部关门走人，大小商店闭门谢客，美之曰“体面劳动（decent work）”。而要实现这样的“体面劳动”，经济和社会的发达程度必须要达到一个平台高度，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死者长已矣。也许，关注“过劳死”，除了能够让我们告慰逝者以外，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该怎样为生者，争取一个健康、快乐、幸福的工作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