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厦医院医生护士戴着钢盔上班，引起就诊患者疑惑。据了解，医院因与一死亡患者的家属发生纠纷，医务人员遭围攻谩骂，为安全起见，医院让医生护士改戴钢盔。深圳山厦医院的“钢盔事件”只是个例，但医患的紧张关系却在这个极端个案中被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报道中，有一张照片：戴钢盔的产科护士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笑。这本是温馨的场景，但钢盔却使“爱与生命”变得极其诡异——如果医护人员仅因医疗事故的存在，就到了不戴钢盔即无法给自己安全感的地步，这不是对医院及医护职业的最大嘲讽吗？

    综观世界，没有哪个医院敢宣称自己从来不会出医疗事故，但在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医患双方都能遵循法律程序处理，分清彼此的责任与权利主张。然而，在我国，一旦出了医疗事故，患者及家属的第一反映往往是采取非常规手法向医院施压，报道中死亡患者家属的做法就是例证。

    报道说，尽管医院“应经过鉴定和检验，才能确定医院是否该负责”，但家属并不买账，“组织多人到医院，拉上横幅，烧纸。”在这里，显然充满这样的不信任逻辑：医疗鉴定有什么用，反正都偏向医院，还不如闹闹，引起舆论与领导关注，更有效果。

    更耐人寻味的是，该医院也没有坚持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同样采取非常规手段——你搞“医闹”，我就让医生护士戴钢盔，让大家看看医院多么无助。有评论者认为，该医院成功策划“钢盔事件”，通过夸大事件的严重性，以争取舆论同情，毕竟死亡家属只是闹，而没有诉诸暴力。

    这样的观点属见仁见智，但“钢盔事件”中，有一点是确信的：医患双方都已经没了协商与谈判所需的最起码的信任，也不再对通过医疗鉴定程序解决问题抱有信心，而是殊途同归地拾起“私人救济”的大棒。“私人”方式的盛行，反过来又加剧彼此的对立，产生恶性循环——这是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

    超越“钢盔事件”中医患双方的对错，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我国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在立法层面上有了更合理周详的规定，可为什么无法得到患者与医院的普遍信任，自觉按此寻求问题的妥善解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它涉及法治大环境，涉及患者素质，但更涉及多年来医疗卫生领域在市场化的幌子下所衍生的乱象。

    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大肆牟利、医德败坏的是少数，大多数医护人员仍秉承职业良知兢兢业业工作，但“少数”的腐蚀性与破坏力太强了，把正常医患关系一点点扭曲，所有人置于失衡状态——患者额外负担沉重费用，而全体医护群体为他们的恶行承担骂名与敌视。

    某种程度上，“钢盔事件”的死亡患者家属的偏激不是针对具体的医生护士，而是在宣泄对医疗乱象的强烈不满。而戴钢盔的大多数医护人员也是无辜者，在为医疗乱象“赎罪”。

    解玲还需系铃人，要想类似医生护士戴钢盔的荒唐不再上演，办法只有一个：彻底割掉医疗乱象毒瘤，医院归位，在合理追求利润同时，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