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模式初探

　　摘　要　通过在陕西关中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模式研究试点工作中的探索与实践，从选题、组织、干预、评价几方面，初步确立了适合当地农村社区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模式，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设想与建议。

　　实践证明，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社区健康教育将显示其优越性。在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才刚刚起步，迫切需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模式。作为《中国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模式研究》课题西北地区的试点，我们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关中地区，选择眉县进行了3年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模式研究，现将我们的做法与设想与同行作一汇报。

　　一、农村社区健康教育选题模式

　　社区健康教育的选题至关重要，以往我们习惯于针对某一疾病本身的问题作健教研究，忽略了其它因素对疾病的影响，诸如环境因素、风俗习惯等，活动涉及人群面窄，因而社区内其他成员不能有效地参与，势单力薄，效果甚微或不能持久。实践证明，只有把健教活动与社区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社区健康教育才具有生命力。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小组讨论、抽样调查等形式，了解到当地农村比较突出的卫生问题，如：肝炎、痢疾等传染病发病率较高，其中小儿腹泻发病率高达180%左右。居民饭前便后不洗手，一家人共用一条毛巾，不刷牙、不洗澡等不良习惯普遍存在，农村卫生环境较差，饮用安全卫生水普及率仅有28%，饮水以浅层井水为主(70.4%)，水源大多距厕所、畜舍较近(小于30米)，极易造成污染。在与当地卫生部门、干部群众代表协商基础上，按照成本－效益原则和可行性原则，决定以课题研究为主线，以“0～5岁小儿腹泻预防”为选题，以降低小儿腹泻发病率为突破口，改变当地群众与肠道传染病相关的一系列不卫生行为和习惯，强化社区内固有的良好的卫生行为和习惯，促进农村改水、改厕、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与提高。这样，紧紧围绕社区整体卫生状况，选择切实可行的突破口，进而带动全社区健康教育工作广泛开展。

　　二、组织模式

　　社区组织是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活动的首要条件。课题开始，成立了以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为组长，卫生局、防疫站、教育局、广播电视局、环卫等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健康教育领导小组，负责行政方面的领导与协调工作。同时，还成立了眉县0～5岁小儿腹泻预防健康教育规划实施领导小组，由卫生局局长任组长，县防疫站长和试点乡镇的领导任付组长，成员有：省、市、县健教所有关人员，乡村医生，防疫、妇幼专干，村干部，有威望的村民等，负责本课题计划设计、人员培训、材料制作、知识传播、活动组织、效果评价等工作。这两个机构的建立为社区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行政和业务上的组织保证。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当地健全的三级预防保健网资源，一网多用，层层展开培训，初步改变了健康教育人力缺乏的状况，使健教工作层层有人抓，步步有人管，真正使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干预模式

　　针对农村社区特点，我们在干预实施过程中注重五个结合：

　　1.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实践证明，农村社区健康教育干预中，以人际传播为主，大众传播为辅，两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将会极大增强传播效果。实践中，我们针对干预对象(主要为0～5岁小儿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对乡村医生信赖，参加免疫接种积极性高等特点，利用上夜校、办培训班、免疫接种等机会，由乡村医生面对面传播小儿腹泻防治知识，同时充分利用黑板报、有线广播、图文并茂小画册、张贴标语等形式，不失时机配合宣传，使干预对象无论在田间地头或在家里，都能有效地接受宣传教育。

　　2.知识传播与行为教育相结合。在宣传小儿腹泻危害的同时，乡村医生还教会小儿母亲如何判断小儿腹泻症状、是否脱水以及口服补液的家庭配制方法；对于哺乳母亲，还就哺乳姿势等方法给予现场指导，这样，使受教育者不仅知道为什么做，而且知道怎样做，增加了干预力度。

　　3.专业干预与行政干预相结合。农村社区健康教育离不开领导重视与支持，干预活动中更离不开行政手段的参与。活动过程中，我们及时将每次活动的重要性及工作进展情况向当地政府领导汇报，并请他们支持干预活动。同时，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将健康教育作为评比文明家庭、文明个人的考核内容之一，由乡妇联干部亲自组织小儿母亲参加各项活动，领导带头，影响很大。

　　4.软件干预与硬件建设相结合。在提高干预对象健康知识、改变其不良信念、进而促使其自觉采取健康行动过程中，结合农村初保达标中的改水、改厕和生活环境改善等指标，号召居民采取集资、出劳力等办法，改饮用浅井水为打机井集中供水，改简易厕所为卫生厕所，柴草垃圾不乱堆、乱放，污水不乱倒，水缸加盖，食物存放加防蝇罩等，使社区内生活环境卫生大为改观，有效地阻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5.平时教育与集中竞赛相结合。在日常干预活动基础上，为调动群众积极参与，在试点乡镇开展预防小儿腹泻有奖知识竞赛，奖励当场兑现，并将现场摄制的录像在县电视台反复播放，从而将干预活动推向高潮。

　　四、评价模式

　　监测与评价应贯穿健康教育活动的始终，社区健教也不例外。针对农村社区特点，我们认识到：监测评价应与改进提高相结合，监测评价是手段，改进提高是目的。在入户调查时，发现农户家庭厕所与水源距离较近，就及时讲解水源的保护措施，帮助他们防止由水源污染带来的肠道传染病的危害。同时，在评价过程中注重解决一些突发问题，如：为监测小儿腹泻发病情况，我们给0～5岁小儿家庭发放家庭登记卡片，经抽查发现，不少家长把卡片乱放、遗失或不能如实填写，便立即组织各村医生利用预防接种日督促家长保管好卡片并如实填写，同时，逐月上门询问小儿健康状况并登记在册，保证了监测资料的完整和数据的真实。

　　在评价工作中，我们做到了：①平常监测与集中调查相结合；②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结合；③群众评价与专业评价相结合；④软件评价与硬件评价相结合。

　　通过几年的研究与探索，眉县农村社区健康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果。据效果调查，干预对象小儿腹泻防治知识认知正确率、小儿辅食添加措施正确率、母乳喂养率、腹泻患儿家庭护理方法正确率均较对照人群有显著提高，且统计学意义显著，小儿腹泻发病率由干预前的175.05%下降到108.06%，小儿腹泻患者平均每人每年患病天数较干预前减少了0.74天。同时，饭前便后不洗手、喝生水、随地大小便的人数大为减少，过去零乱的街道、院落变得干净整洁，卫生厕所普遍建立，大多数居民饮用集中供水，涌现出大批文明家庭及个人，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讲究卫生光荣，不得疾病是福”的良好风气已经形成，成为全省社区健康教育的典型。

　　五、总结与思考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以眉县为代表的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社区健康教育模式已初步确立，在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着以下几个问题：

　　1.在社区健康教育工作中，应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一方面，对健康教育工作者来讲，如何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与活动经费问题，关系到基层健教组织的稳定与发展，始终制约着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认为，健康教育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社会性福利事业，政府预算拔款应是健康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来源，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将健康教育经费列入财政支出预算，不足部分可通过有偿服务或社会赞助解决。另一方面，针对社区居民来讲，在提高他们健康素质的同时，如果使之得到直接的经济效益，无疑将会极大调动广大居民自觉参与的积极性，如：有些地区通过改良厕所不但使粪便无害化，而且提高了农家肥效，使得农作物产量提高，就是一个好的例证，这需要健康教育工作者今后努力去探索，去实践。

　　2.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健康需求增加的同时，商品经济意识也在同步提高，如时间观念、价值观念的改变等，使得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商品经济活动中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参与社区健康教育的积极性，如何适应当前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解决好这些矛盾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

　　3.人在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对文化品位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以往健康教育工作中惯用的群众大会、大喇叭、大标语等手段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这要求健康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受众心理，在成本－效益原则前提下，尽可能改善传播方式，提高传播效果，以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需求。

　　4.建立一套完整的社区健康教育管理制度是社区健康教育蓬勃开展持之以恒的重要保证。这其中包括人才培养、经费来源等方面。根据实际，如果没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作保证，健康教育工作很可能象一阵风一吹而过。因此，我们呼吁自上而下建立健全健康教育规范及管理制度，使各项活动有章可循，富有实效地开展下去。

　　参　考　文　献

　　1　蔡迅，陶士军.从“格林模式”谈农村社区健康教育策略.中国健康教育，1995，11(7)：12－13

　　2　郭信玉.人际传播对农民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中国健康教育，1994，10(10)：40－41

　　3　姚小明，梁占恒.论群体行为规范在健康教育中的正负效应及其应用.中国健康教育，1992，8(4)：1－3

　　4　孙风云.农村健康教育的差距与改进探索.中国健康教育，1996，12(2)：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