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心理世界神秘难测，人们期待着心理学家能解决所有麻烦，这种想法催生了很多理论，但有人过于急着把不完备的想法付诸实践，结果是全世界跟着疯狂，这算不算另一种迷信？本文摘自著名心理网站“现代心理学”。

　　写在前面

　　心理健康领域偶尔会孕育和发展出一些完全疯狂的想法。例如，18世纪和19世纪的医师基于相同的人性异常理论，使他们的精神病患者承受了怪异而残暴的治疗。他们设法打击精神分裂症患者，使其“重新恢复本我意识”。

　　比如，医生们会让病患流血直到他们昏迷，或者蒙住他们的双眼，让他们通过一个活盖落入寒冷的水中，这就是所谓“令人惊讶的浴室”。这种“创意”不可能具有任何实际的治疗价值。

　　本世纪人们同样提出了一些令人质疑的理论和技术。例如在90年代，大批从业者试图和言语有困难的孩子进行“更容易的交流”，他们的策略是将孩子的双手引到计算机键盘上。一些孩子的表现声称他们曾经受到过性虐待，有一个孩子甚至用该方法写了一本小说。然而，没过多久接二连三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些技术的无用，所有的想法都来自于那些推动者而非孩子。

　　但不幸地是，无论反对的证据多么有力，人们仍然经常坚持错误的观念，包括这个“更容易的交流”技术。 在这里，我们列举了十个心理健康行业中尚延用的观点。有些时候它们的影响是好的；而有时，当把它们应用到实践中，就会伤害很多人。

　　模糊之间探测人的内心?

　　在30年代，因研究白鼠和鸽子而闻名的行为主义者斯金纳发明了言语随机抽样演示器，这一装置无疑受到很多心理分析学者的欢迎。每分78转的录音向听众播放了模糊不清的短语，由听众来分析内容。

　　假如你听到一些奇怪的发音，你会联想到什么样的单词呢？可能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短语。投射测验——是一种强迫人们对模糊的线索进行解释的测验，心理分析学者相信诸如此类的测验能够通向患者的无意识世界。毕竟，我们推测对同一种声音做出不同解释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不同的。 斯金纳的测验并未流行，但其他的测验得到流传。最著名的是在19世纪初期，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为评估人格特性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对称墨迹图。早期的词语联想测验也被认为是一种投射测验，该测验要求患者对普通词汇做出快速反应。

　　对这些测验的早期评价称赞它们是对人格的“十分安全的X光射线”，然而最终人们发现投射测验的回答有可能随环境、指导语和记录者的改变而变化。如果不同的实验室技术产生了显著不同的X射线，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这种测试。但投射测验至今仍被临床治疗师广泛的运用。近期对投射测验的评论认为，与直接询问来访者这种更实际的方法相比，它揭示的信息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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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恢复的是谁的记忆

　　19世纪80年代中期，帕特丽夏在接受抑郁症的治疗中经历了一种恐怖的体验。她的治疗师使用催眠和药物治疗帮助她恢复自己在童年受虐待的记忆——诸如拷打，食人，甚至参加了充满杀戮的祭祀。她还被告之自己有300种交替出现的人格。帕特丽夏就医两年，病情并没有改善。

　　最后她开始怀疑自己“恢复”的记忆是不是真的？她控告她的治疗师及其助手和他们所在的医院，最终获得一千多万美元的赔偿。

　　帕特丽夏是80年代“记忆恢复”热潮中的受害者。激进的治疗师鼓励来访者回忆压抑的童年被虐经历。从1985年到2000年，引发了超过800起对“虐待者”的诉讼。其中很多以驳回告终，但有一些却导致了自杀。

　　大多数案件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许多原告在稍后就被释放了。但是，如果这些“被恢复的记忆”是不正确的，那它们是从哪来的呢？为什么患者会接受这些记忆的真实性？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伊丽沙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她对目击者证词的研究证明，记忆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她拿一张犯罪现场的照片给受测者看，之后马上让他们描述照片上的停车标志，结果发现，很多受测者都回忆到这一标记，其实这一标记根本不存在。

　　换而言之，实际上，很多恢复的记忆都来源于治疗师对答案有诱导性的提问，尤其在结合药物治疗的情况下，以及采用催眠和暗示性的释梦，这些都很容易让患者产生看似很真实的记忆。

　　最近几年中，许多记忆恢复的“幸存者”在起诉他们治疗师的案件中都取得了胜利，不过因为“错误记忆综合症基金会”的支持，恢复记忆疗法仍在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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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爱”被政府借用

　　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居高不下的犯罪率让政府领导者很头疼。心理健康领域的“严爱”理论被他们拿来借用。他们开始尝试建立军事化的训练营，通过严酷的纪律和严厉的管理来控制犯罪者，试图使他们变得诚实。第一个成人营地建立于1983年，10年后，至少15个国家为成人和青少年发展了类似的训练营。

　　尽管最初的报告是全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但在90年代中期反映训练营虐待的小说开始面市。在1998年，有人起诉亚利桑那州训练营的五位职员，包括一名营地护士，与一个16岁营地成员的死有关。该死者身上有71处伤口和瘀青。最终该营地被关闭，16名营地职员的大名被记录到国家儿童虐待者名册。

　　然而，训练营罪犯的累犯率达百分之六十甚至更高，比通过温和管理的累犯率更高，这种现象很普遍。专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严酷的纪律主要教导人们苛刻地对待自己，并把这种憎恨转化到纪律制定者身上，但这一发现对于训练营的发展已经太晚了。几个月前国立健康研究学会开始进行全国性的“严爱”计划，但所有的评估都表明该计划并未见成效。

　　用“我是天才”来暗示自己

　　著名的喜剧家加里森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故事里“所有的女性都很强壮，男人都很英俊，所有的孩子都超过平均水平”。
然而从统计学上来看，所有的孩子不可能都超过平均水平，除非他们在被自尊迷失的美国长大。

　　在19世纪60年代，“自我感觉良好”之风盛行，它已经代替了脚踏实地的做事，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到纳撒尼尔《自尊心理学》的影响。到了80年代，许多学校每周开始开设三个小时的咨询和自尊课程，一些学校提出了“每月优秀学生”的口号。教育心理学者米雪尔提出的自尊塑造课程激励了上千种诸如“我爱我自己”的训练方法，学生们在课堂上用“我是天才”，“我很漂亮”这样的句子造句并记住它们。

　　但是，许多的研究都未能证明自尊训练能产生持久的积极效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仅仅对自我感觉良好不是让自我更有用的充分条件。近来的研究表明自尊训练可能有害，因为它让很多学生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高，比如，有一个研究显示有高自尊的人更容易变得暴力和成为种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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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依赖”使你越爱越错

　　一般地，我们认为爱和支持是美好的事物，但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滥用药物的作家和顾问声称酗酒者家人因为过多的爱而“纵容”了酒鬼的行为。
他们坚持“严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更甚者，他们认为这些酒鬼的妻子与酒鬼之间存在一种“共依赖”的关系，认为她们极可能在童年时期是性虐待的受害者，虐待降低了她们的自尊，使她们更有可能去忍受那些不值得他们关心的人。还有些作者坚持认为所有的成人问题都是由于儿童受虐造成的。

　　而共依赖的定义很广，几乎代指了所有关于爱的行为或自我牺牲。销量最好的麦乐迪的《不再互相依赖》和罗宾的《爱得太多的女人》更将这些观念强加进了公众意识，直到今天还影响广泛。

　　相当多的证据表示共依赖观念是完全不正确的。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酒精中毒治疗的综合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鲁道夫和他的同事得到明显的结论：家庭支持帮助过量酗酒者保持冷静。而以“严爱”的名义放弃酗酒者有时会促使一种病态复发，将给家庭关系带来很大的损害。

　　至于儿童受虐的观点，与已有证据非常地抵触。并不是所有产生情绪或行为问题的成人都在童年时期受到过虐待，而且也不是所有遭受过虐待的儿童都必将在成年后发展出心理问题。

　　莫扎特的音乐神力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所以在过去的十年里数百万的爸爸妈妈为自己的孩子播放莫扎特的音乐，最受欢迎的是D大调奏鸣曲。
在1993年，研究者弗朗西斯和戈登宣布为大学生播放D大调奏鸣曲能暂时提高他们的“空间推理能力”。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学生在考卷上也表现出优势。因此研究者推测莫扎特的音乐（而不是其他的作曲家）对大脑有积极的影响。

　　该研究激起了大量的产业发展，其中大部分是由音乐学者坎贝尔发动起来的，他将短语“莫扎特效应”注册成商标，他在1997年出版的相关书籍成为当时的最畅销读物。

　　尽管有证据表明高强度的音乐训练的确可能对一般认知产生有利影响，但还没有实质上地证据表明仅仅靠听音乐——而且仅仅是莫扎特的音乐——就能产生显著的或持久的效果。甚至早期的研究者弗朗西斯和戈登的研究仍值得怀疑，因为在1999年的重复研究中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此之间，全国的医院向新生儿父母分发莫扎特的CD，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的地方官员甚至把该实践作为本州内的强制命令。

　　青春期就一定焦虑？

　　正因为有这么多坏想法，心理学界的许多污点也必然开始暴露出来。青春期的焦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观点由心理学先驱霍尔在1904年提出并被广泛接受，他认为青春期是一个必然的情绪骚动期。这也为美国的问题青少年审判系统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审判系统每年会处理超过一百五十万的青少年。当然青春期焦虑也是大部分治疗方法的核心观点。

　　但霍尔的青春期观念基于在一个错误的生物学理论——“重演论”，该理论认为每个生物个体的发展都是对物种进化发展的重演。霍尔推测青少年正在重演远古的“野蛮”期——“一段暴风骤雨般的远古时期”。到了19世纪30年代，重演理论被证明不具可信度，但这并未影响霍尔的理论，这一理论至今还在发展。

　　尽管青春期焦虑这一观点在现代的文化中普遍深入，但青春的骚动并非不可避免。近期，研究者对186个工业化前的社会进行回顾，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社会都未出现这一现象。

　　霍尔的理论可能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社会用法律和治疗来对待青少年问题（酗酒，吸毒，未婚先孕等），但却引起了更多的青少年问题和叛逆。生活喧嚣舞台上我们所谓的“青春期”无疑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发展史中的必然阶段。

　　死亡的五个阶段

　　伊丽莎白对死亡有一些特别的观点。我曾经听过她的演讲，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一部分是因为她在整个2小时的讲演中连续不断的抽烟。伊丽莎白在2004年去世，她的理论众所周知，她认为患绝症的病人会经历死亡的五个独特的阶段：拒绝，愤怒，妥协，沮丧和接受，在她1969年出版的《死亡和死亡的过程》中有详细介绍。

　　她的理论听起来的确非常完美：最初，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并不是在走向死亡，我们不能接受，然后我们感到愤怒，而后感到沮丧，但最终我们接受这种必然性。她的理论流传广泛，拥护者马上将垂死的病人与她的理论进行比对，据伊丽莎白的书推断背离了她的五阶段论是对病人有害的。

　　问题是伊丽莎白的理论是基于对绝症病人的访谈上的，该模型的普遍性并未在实际中受到检验。

　　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收容所的牧师乔治菲奇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强调垂死的病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衰弱。最近，多伦多西奈山医院的米雪尔声称伊丽莎白访谈的许多病人并不知道他们正走向死亡，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虚弱的病人会变得愤怒及持拒绝的态度，因为医院的员工包括伊丽沙白自己都向病人隐瞒了他们的病情。

    重生治疗害死人

　　10岁的坎迪斯正在经历“反应性依恋障碍”，这种障碍让人无法与别人形成亲密的人际关系。2000年的4月，她的养母带她去见一个专业的“重生者”，他许诺能帮助坎迪斯重生。这种技术在19世纪60年代由《打破致命的习惯》这本书的作者伦纳德奥尔开创。奥尔的技术训练了超过一万人，该技术主要是让人们想象返回到自己出生的时刻。

　　“重生者”使用奥尔的方法来治疗坎迪斯：四个成人用枕头和毛毯围紧着坎迪斯——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模拟的子宫。他们的想法是让这个女孩通过模拟的产道后再出现在收养她的新家庭中，这样她就能与新家庭建立亲密的关系。然而，不幸地是，这名女孩窒息死亡，她的养母和这四个重生者都被控谋杀罪。

　　尽管重生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在不合法的治疗，但有时合法的治疗师，如亚特兰大的咨询师沃特斯罗斯也将这种技术列入了他的治疗工具册中。沃特斯说通过使用重生法使一些寻找“个人成长”的来访者的“治疗加速”。她同样提出了“团体重生”法。

　　在2002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宣称“该技术不属于治疗学范畴，有时它可能带来致命的伤害。”但只要治疗师还在使用这个方法，只要来访者不拒绝它，重生法还不可能消失。

　　不爽就要宣泄

　　宣泄理论认为，过去未解决的伤痛遗留下被压抑的精力，这些精力导致当前的心理痛苦。
当一个人再次体验与过去相同的经历时，强烈的情感就通过精力宣泄出来。在19世纪60年代，极端的自我表现风靡一时，鼓励人们用尖叫来宣泄的“尖叫治疗“和激励人们接近崩溃状态的治疗成为主流。许多人相信愤怒是某种可以被“控制”的力量，它是有益于健康的“发泄”或“释放”。

　　但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出色的心理学家阿罗森认为表达自己被压抑的愤怒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愤怒，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布兰德最近的研究再一次支持这一观点。

　　宣泄观念是非常受质疑的，但反对它的案例也并非无懈可击。没有人能够完全肯定何时宣泄挫败或愤怒是有益的，何时是有害的。一些患者在治疗中表达愤怒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和控制他们的消极情绪。同样地，也有一些研究表明通过运动来表达愤怒有助于人们保持冷静。

　　结束语

　　诚然，以上只是简要的列举。心理健康领域曾经产生出一些不利的观点，其中有很多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尽管有的观点已广受质疑，但人们并未完全放弃他们；它们只是被移到该领域的边缘，有需求的人们仍然在使用它们。

　　为什么这些观点曾有那么普遍的影响，其核心所在是人们确信最终能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急迫的心理，导致当临床医学家或行为科学家提出一些最初步的意见和设想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便像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抓住它们并认定这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