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比中国人更直接，他们如果有心理问题，比较愿意直接对心理医生说：“我情绪不好”。而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较少直接表达消极情绪，认为去看心理医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一个人如果被别人说是“神经病”，那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甚至会跟你拼命。中国人的“含蓄”，往往会采取将“ 不愉快”深深埋藏在心底的“压制”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这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在封建社会，平民不敢对统治阶层表达不满情绪，如果有人敢于批评皇帝，便会以罪论处；小辈不能表达对长者不满，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妻子很少有权利表达对丈夫的不满，否则就是不贤惠，不温柔。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和节奏越来越快的都市生活中，反而成为部分中国人压抑情绪的桎梏。

　　因此，面对抑郁症，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许多病人心存顾虑，担心被别人轻视或称为“精神病”，不愿意到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这无疑会加重病情。当极度压抑的情绪和扭曲的心理激化时，他们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报复社会。但只要我们明白，其实抑郁症就像感冒、发烧一样，仅仅是个普通的病而已，而且也是完全能医治好的。

　　由于抑郁症的隐匿性，公众对它的认知程度低，所以普及抑郁症的基本知识，提高大众的心理保健意识就显得特别重要。有关专业机构的研究表明，抑郁症及其他心理障碍患者明显地缺乏基本的心理卫生常识及自我心理保健意识。抑郁症病人常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归咎于躯体病因，进行许多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而对于抑郁症的正确认知可以使患者不讳疾忌医或有病乱投医。

　　作为社会来讲，赵国秋院长呼吁，建立抑郁症社会紧急援助体制，尽可能通过立法，有效保障精神疾患者的利益，减少精神疾患的发生已非常迫切。其次，建立初级心理卫生保健制。初级卫生服务是一种基层医疗服务模式，保健医生作为病人的知情人和健康顾问，对病人有提供长期医疗服务的义务。对于发现和治疗抑郁症及预防复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提高非专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和诊断处理能力。由于非专业医生对于抑郁症的识别率低，常使得抑郁症的误诊率高，治疗率低。抑郁症患者，特别是所谓的“隐匿性抑郁”患者，常以躯体性变化到各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就诊。如果非专业医生能够及时地给予识别和处理，将非常有利于该病的防治工作。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孙建胜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每千人就会配备一名心理医生，而浙江省目前只有近20 00名心理医生，这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私人心理诊所在浙江更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在社区设专职医生帮助那些需要解开心结的人群了。而国外，一个人一旦出现不愉快，就很自然的想到去找心理医生，也能很容易找到心理医生。

　　作为我们来讲，如果周围朋友患了抑郁症，应当对他加以关怀和帮助，而不是远离、歧视或者嘲笑他。

　　我们应学会宽容和宽恕，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提出合理的期望水平，你的一生可能不很伟大，但却活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