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诊断

       抗角质蛋白抗体（antikeratin antibody, AKA）和抗核周因子（antiperinuclear factor, APF）都是针对上皮细胞成分的抗体，有可能是针对瓜氨酸的同一抗体。抗RA33抗体是针对特异性核糖核苷蛋白的抗体。Cordonnier等（1996 年）采用前瞻性方法比较了这三种自身抗体与RF对早期RA的诊断价值。69例病程在1年以内的疑诊RA患者，追踪1年~2年，结果49例（71%）确诊为 RA（1987年ARA标准），其中RF、AKA、APF及抗RA33阳性率分别为40.8%、36.7%、28.6%和28.6%，并且这些确诊RA的患者在入组时AKA、APF或抗RA33即为阳性，有1例后来转为阳性；RF阴性的RA患者中，AKA、APF及抗RA33阳性率分别为24.1%、 17.2%和27.6%，表明这三种抗体对早期RA，尤其是RF阴性者有诊断价值。抗Sa抗体针对非核抗原，存在于人脾和胎盘，它对早期RA诊断的敏感性为19%~68.4%，特异性为98%。对2年内的初发RA，抗Sa阳性率较AKA、APF、抗RA33和RF低，但对病程较长的RA，抗Sa还与关节破坏严重的RA相关（Larsen评分法），也就是说，抗Sa抗体不仅有助于早期RA的诊断，而且还是关节破坏的预后指标。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肾病风湿科冯少尊        上述四种抗体的检测有助于RA的早期诊断，可明显地提高对早期RA诊断的特异性，弥补了RF阴性时的漏诊，并且多种抗体的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诊断的阳性率，临床应加快开展上述RA自身抗体谱的检测。二，治疗

     1 非甾类抗炎药安全性的提高 

       常用的选择性COX-2抑制剂有美洛昔康（Meloxicam）、萘丁美酮(Nabumetone)、尼美舒利 (Nimesulide)等，特异性COX-2抑制剂目前已上市的有塞来昔布（Celecoxib）和罗非昔布(Rofecoxib)，但仅塞来昔布被批准为RA的适应症。        NSAIDs对正常肾脏的影响较少，即在没有肾脏危险因素时，NSAIDs对肾脏的副作用很小，而在有肾脏危险因素时，几乎所有 NSAIDs 的肾脏不良反应都相似。这些危险因素包括：①年龄超过60岁；②动脉硬化；③肾功能下降，血肌酐高于177.8μmol/L；④肾低灌注，如低钠、低血压、肝硬化、肾病综合征、充血性心力衰竭、使用利尿剂等。 3.2  早期、联合使用改变病情抗风湿药      2，联合应用DMARDs

       越来越多的临床资料证实联合疗法比单用某种DMARD更有效、更安全。国外常用的联合方案有甲氨蝶呤+羟氯喹（美国最常用）、甲氨蝶呤+柳氮磺氨吡啶（欧洲最常用），国内还较多使用甲氨蝶呤+雷公藤多甙。对甲氨蝶呤疗效不佳者（用药3个月无效）可改用甲氨蝶呤+环孢素 A或三联疗法如甲氨蝶呤+柳氮磺氨吡啶+羟氯喹，近年还可采用甲氨蝶呤+来氟米特（leflunomide）或甲氨蝶呤+生物制剂（见后）。甲氨蝶呤起效较早，副作用少，是首选的DMARD，通常作为联合方案的基础用药。甲氨蝶呤+环孢素 A联合是目前已发表文献中最有效的方案，但由于环孢素 A价格昂贵、长期使用对肾脏的毒性（甲氨蝶呤依赖肾清除）等因素，临床使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3 重新评价激素治疗RA的地位        激素在RA治疗中的地位一直有争议。尽管激素有强大的抗炎、抑制免疫的作用，是最有效的控制RA症状的药物，但由于以往一直认为激素不能阻断RA病程进展和关节破坏，并且强调长期使用或使用不当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因此大多数学者不主张使用。近年放射学证据显示长期使用小剂量激素(强的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