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土地上建学校，为了利益还是公益？

连日来，江苏省常州外国语学校(以下称常外)500名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厂污染地块中毒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常外8年级学生家长张强(化名)已记不清这半年来有多少次与当地政府、学校发生争执，这样的“拉锯战”让众多家长筋疲力尽。

他一直不知道学校对面曾是化工厂。直到去年12月，学校里开始弥漫越来越浓的异味，随后很多学生去医院体检，分别发现身体出现了问题。

张强发现，从2013年学校开工到2015年8月学生入学，学校对面的那块“毒地”一直在修复中。家长和学生质疑，学校和政府部门在建校前都应该知道对面是一块尚未完成修复的“毒地”，但家长和学生却不知情。

4月18日傍晚，张强站在常外门口等女儿下课。他双眼满是血丝，谈到这个话题很气愤，反问道：“到底是孩子健康重要还是项目发展重要?”

环保部通报中的“毒地”

当在电视上看到那几个数字，张强惊呆了。

据央视报道，在一份常隆地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上，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萘、茚并芘等多环芳烃以及汞、铅、镉等重金属污染物，普遍超标严重。

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四氯化碳浓度超标也有22699倍，其它的二氯苯、三氯甲烷、二甲苯总和高锰酸盐指数超标也有数千倍之多。

这块面积26.2公顷的土地，在去年12月之前，张强一直以为是农地，在政府的规划里，这将是繁华的商场。他没想到这里曾是3家农药化工厂，规模最大的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化工”)建厂于1958年，使用该地块长达52年。

尽管常隆化工早在2011年就搬走了，但曾在常隆化工工作了30多年的退休员工胥建伟举报，常隆化工在搬迁过程中曾将大量危险废物埋于地下。

今年1月中旬，常外停课后不久，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会同江苏省环保厅、常州市政府等组成调查组，到现场展开全面调查。他们也找来举报人指认“埋毒”地点。“在现场钻了30多个孔，花费了100多万元，花了近半个月，最后也没有发现举报所说的危废，只有搬迁过程中不小心遗留在现场的两小桶除草剂，总共只有30公斤。”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的一名负责人回应。

胥建伟认为，没有找到填埋危废的原因是环保局提供错误图纸。拆完了厂房的现场早已变成一块荒地，没有任何参照物。

但“毒地”还是存在的。今年1月29日，环保部公布了2015年12月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反映的环境案件处理情况。其中，常隆化工被曝出在原厂址偷埋固废。

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暗查发现，常隆化工已拆迁完毕的常州农药厂原厂区，挖掘出约1500土石方受污染土壤，南侧正在进行土壤修复作业。另外，常隆化工还被发现处理废气、废液、废渣的焚烧炉擅自停运。

对此，常州市环保局委托上田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对填埋区域进行钻孔勘察，现场挖掘出废铁桶(内有少量黑褐色粘稠物)两个、除草剂产品3包，共30公斤;含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淤质土壤约1500立方米，另混有砖块、水泥块等建筑垃圾若干。

采样后的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主体成分为土壤，部分成分与建筑材料相似，部分有机物因子(总石油烃和4-氯甲苯)超标，其成分和常隆地块内其他土壤基本一致。

经检测，土壤污染物系总石油烃和4-氯甲苯超标，前者是目前环境中广泛存在的有机污染物之一。

同时，环保部还表示，江苏省环保厅督促当地政府加快原厂区土壤修复进度，妥善处置新发现的污染土壤，彻底消除环境隐患等。

4月18日，常隆化工原址上已砌起3米高的围墙。围墙内，一台挖土机正在作业，高土堆上种了树。

未被认同的土地修复计划

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常隆地块3家化工企业完成搬迁，2011年完成拆迁平地。同年，当地环境部门调查后认定：“根据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该地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土壤和地下水实施修复。”

2013年，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牡丹公司”)开始对污染场地开展土壤和修复工程。但该项目最终未达到预期目标。

网上流传着一份《三江口地块土方开挖及桩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日期显示是2014年3月，编制单位为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建设单位为黑牡丹公司。

从报告可知，常隆污染地块包括三江口地块，占地面积近14公顷，土方开挖和桩基建设施工周期原定为2014年4月~12月，项目投资7700万元。

据常州市新北区区域规划图，该地块场地的土地利用性质发生改变，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绿化用地、市场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

直到2014年3月，常州立项正式对常隆地块进行修复，投资预算近4亿元。

当地政府开始一轮修复，但因刺激性异味太大，被迫暂停。据常外校长曹慧介绍，早在2014年年底，常外隔壁的一所学校就有家长曾向政府投诉“对面飘来异味”。

据常州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徐圃青介绍，该工程主要针对商业用地功能进行修复，方法是将污染土壤挖出，再运到水泥厂进行异位修复。工程原定于2015年4月完工，但2014年水泥行情不好，导致原定修复工期严重拖后。

2015年12月，仅对3个重点污染区域进行试挖，挖出的污染土壤暂存在堆场未运走。也就是说，地下水修复工程当时还未开展。

断断续续的修复工作以及浓烈的异味招致家长抗议。1月15日，常州市新北区政府作出决定，将该地块由商业开发调整为生态公园。

常州市政府通报称，“鉴于常隆地块周边环境以及敏感目标的变化”，原修复方案会对周边敏感人群产生一定风险，故此将土壤修复方案调整为覆土、绿化、让污染物质自然降解的方式，并将土地用途更换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用生态公园取代了原计划中的大型商场。

据介绍，1月15日修复方案调整为在受污染土壤上层覆盖黏土，并不继续清除地下的污染物质。1月20日，调整后的修复方案通过专家评审，修复工程随即再次启动。2月2日，现场施工完成。2月15日，工程通过验收。

修复方案的彻底改变却让家长们质疑。有专家表示，新修复方案里，黏土层的堆高需要充分的计算和论证，还要考虑地块外的防护措施。从1月15日土地规划用途更改到1月20日专家评审通过新方案，仅用时5天。

一位参与过土壤修复的企业人士介绍，土壤的修复涉及检测、评估、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多个环节。目前，大家对土壤修复的了解还不够，遇到污染严重、面积大的污染产地，甚至会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修复工作。

也有专家提出质疑，覆土封盖若要应用于化工场地污染，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处理方式。化工厂产生的污染土壤，其自然降解的能力很弱。如果没有进行隔断处理，将来可能会造成新污染转移，会给“毒地”附近居民区和学校带来长期威胁。

常州市政府回应说，修复调整方案获得国内知名专家咨询评估，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还将持续开展周边敏感目标的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该地块的生态隐患是可控的”。

为了利益，还是为了公益?

早在2013年，菲律宾SM集团在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镇挑选了一块19公顷的土地，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城市住宅集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该地块就包含在常隆地块内。

如果不发生这次风波，也许这块“毒地”顺利转型，且会成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完美案例”。

从2008年开始，包括常州在内的苏南地区迎来一轮经济转型。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化工整治的重要时期，一大批老工业企业搬出城区。常州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土壤污染调查，年内完成首批35家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土壤污染调查。

其中，常州化工厂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程处理污染土壤42万吨、地下水54万立方，创下“单个污染场地修复体量全国之最”。

2012年，常州市环保局在工作报告中提到，常州在江苏省率先制定、实施了管理办法和工作流程，国内首创在土壤修复工程施工中引进环境监理，实施全过程严格监管，而且在国内率先全面开展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土壤污染调查，常州市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工作已走出常州特色，形成“常州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7月，常州市共完成了75家工业企业的遗留污染场地调查。

“毒地”修复似乎成为常州转型的必经之路

此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常隆地块正是常州市第二个实施土壤和地下水一体化修复的农药类污染场地修复项目。该项目还入选了环保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备选项目。

土地修复所要承担的是高昂的修复成本。江苏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刘刚(化名)介绍，这类“毒地”需要开发商承担一定的土壤修复成本，转让价通常低于通过土壤修复工程验收的全净土，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高昂的修复成本给财政带来的压力。

常州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徐圃青表示，场地修复的价格很高，没有资金平衡，地方政府不会去做这样的项目。

新北区政府环保局一位官员称，无论是之前的修复方案，还是目前变更土地使用用途后的修复方案，其成本一直都由政府承担，“具体数额我们不掌握”。

2012年，当土地修复还在进行时，新北区就给常外发放了土地规划许可证。第二年，常外顺利拿到建设规划许可证。这个可以容纳2500人、投资3.1亿元的新学校与“毒地”只有200米远。

这所2001年由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独资创办的私立学校，初中部每年的中考分数和升学率在当地是“首屈一指”。小升初择校竞争中，学校成为家长“挤破脑袋”的选择。在“毒地”风波中，很多家长遭遇现实尴尬，他们坚持让学校搬迁，而不是让孩子退学，“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学校了”。

常州市政府的解释是，城市人口进一步向常州高新区、产业园区集聚，新北区也急需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异地重建和搬迁，不仅可缓解交通压力，也可大大提升北部新城教育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说，在土壤修复问题上，国内外最大的差距在于理念。国外重视调查、防控，不得已才去治理修复，国内仍停留在开挖、异位等快速修复上。而这些工作更多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的需求。

如今，这个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项目，对常州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变成了一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教训：除了要承担修复成本，还要放弃一项2.9亿美元的投资，在利益和公益的选择上可能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