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医改投入大增 民众却不增获得感

医疗改革是近年来相对较热的词汇，医疗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在国家不断加大医疗投入的情况下，我国民众的获得感却不曾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长期以来，虽然医改持续推进，但直至今日，许多公众对改革的效果并不满意。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直指问题的根源在于医保、医疗、医药“三医”未能协同推进。

郑功成提出，目前医改已经步入深水区，但是，出于路径依赖的深刻影响，各地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三医”改革协调推进、有机联动。这不仅拖延了整个医改进程，日益耗损着公共资源与效率，消减了医改红利，还降低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在专题调研中，郑功成发现，尽管“三医”联动是医改的最大共识，但是当前各地医改仍是各部门分割推进、各地区分散试点。“三医”联动始终停留在政策宣示状态而未能有效地付诸行动。

一方面，在不同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医保领域正在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异地就医报销等新政试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 亦在加速推进。但是，这三大系统的改革试点基本上都是彼此分割推进，缺乏更高层次的综合统筹与强力协同，“联而不动、不联自动甚至盲动、乱动”的现象并不 罕见。

另一方面，医改仍然沿用以往在地方分散试点的习惯，致使“三医”领域的各种地方“模式”层出不穷，试点实践效果莫衷一是，制度变革面临碎片化。

郑功成认为，由于上述情况的长期存在，产生了几大不良效应。其一，分割推进、分散试点的局面造成了医保、医疗、医药三大制度既无法形成合力，也难以独善其身。

就医保方面，制度分割、责任失衡、统筹层次低、可持续性不足等缺陷，是影响医保制度健康发展、损害公众安全预期的四大致因。

在医疗服务方面，核心问题是公私混杂、医药不分。目前，公立医院日益走向自利化、经济实体化，成了公私混杂的“市场怪物”，也陷入了社会公益目 标落空、经济自立不稳的进退两难境地，直接影响到医患关系与医保、医药系统;既动摇了患者对医院与医生的信任根基，又损耗着公共投入与医保资源，助长着医 药领域的失范。

在医药方面，关键问题则是市场化并不成熟。国家对医药市场的法律规制不足，监管措施不到位，竞争手段存在失范现象，灰色区间太大;医药市场的扭曲，致使医药生产与流通领域乱象丛生，从一些药品的生产品种花样百出、药品价格畸高等现象可窥一斑。

其二，由于“三医”联动未能实行，虽然医改成本在大幅增长，人民群众获得感却并不强。一方面，国家投入与个人负担双双增加。另一方面，药品价格 “越降越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过度诊断、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迅速增长的投入和医改“红利”，就这样被过度医疗与药价虚高等大幅度 地消耗了。

郑功成提出，今年1月，江苏、安徽、福建、青海四省由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批准开始综合医改试点，预计会取得一些实质进展，但实际效果不可能太理想。

郑功成认为，这主要是我国的每一个省几乎都是全国的缩影，面积大，人口多，发展还不平衡，医保制度不可能一步提升到省级统筹;医疗卫生资源也不 可能同步在全省范围内合理配置;医药市场化进程特别是医药定价与谈判等亦不可能在全省范围内完全一致。这些瓶颈，均决定了以省为试点单位难以尽快完成“三 医”联动的使命。

针对上述现状，郑功成建议，应当由中央政府出面，直接组织“三医”联动的综合改革试点，试点宜以市为单位，并找准“三医”协同推进的着力点并准确把握时间节奏，重点是医院改革、医药改革要跟上全民医保的发展步伐，关键则是要打破部门利益格局、既得利益格局。

同时，因为部门分割体制与部门利益的客观存在，他还建议可以设立“超部门”的专家小组，负责起草试点方案并评估试点实践效果。

此外，需明确“三医”联动与制度优化的路线图;明确“三医”协同推进的顺序、缓急和有约束力的时间节奏。例如，患者分流仅有医保报销比例规定不可能获得理想效果，必须试行强制首诊制，同步强化基层医疗服务网点建设等。

郑功成还提出，可以建立智能化的“三医”联动技术与信息支撑系统。对医保基金支付、医疗诊断行为、医药价格动态、患者就医选择以及疾病谱变化等的监测与管理，迫切需要建立共享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对“三医”联动实现智能化监测与监控。

据郑功成介绍，目前，如杭州市医保局与民间公司合作，共建智能审核监管平台，将“三医”联结在一起，使管理质量与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这种利用信息技术进步与智能监管平台来规范医疗行为的做法值得关注。